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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应多了解父辈经历的苦难

2019-11-18 20:27:08

陈佐洱的工作照片。受访者提供了照片。

“家庭事务、国家事务和世界事务都影响着我对香港和澳门的感情。我每天都看新闻,尤其是从今年六月开始。我一直在关注香港的局势。”

近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前执行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成立委员会主席陈佐洱在接受《新京报》独家采访时谈到了香港的现状。他说,香港一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香港的年青人应该多了解他们父母在殖民地统治下的痛苦。

陈佐洱生于1942年,曾任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社长和总社港澳台事务部主任。1987年底,他被调到国务院港澳台事务办公室。1994年3月,即香港回归中国的三年零四个月前,他从港澳事务办公室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国常驻代表,专门负责讨论香港移交权力的具体问题。在中英会谈的最后几天,陈佐洱代表中国领导人谈了14个问题。

最近,他的纪实文学《回归香港:经历中英谈判的最后1208天》的重印本和反思文集《我对港澳的感觉:路与思》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相继出版发行。

论港澳事务办公室的工作

邓小平同志香港问题演讲现场录

新京报:在媒体工作后,你是如何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工作的?

陈佐洱:1987年3月,我以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社长的身份来到北京,同时担任总社港澳台事务部主任。9月,台湾《自立晚报》派两名记者到大陆采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事务办公室的领导下,总部派我和几个同事去接待他们。

两名台湾记者于9月15日清晨抵达。舱门一打开,我就向他打招呼,说:“欢迎,欢迎。我已经等了你38年了!”这句话立即被现场的记者捕捉到。后来我听说邓小平同志证实了这一点,我松了一口气。

在那之后,几个中央政府单位想调动我,但我选择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因为根据工作年龄,香港仍然可以在10年后回归祖国。

新京报:你参与了《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具体流程是什么?

陈佐洱: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中国开始起草这项史无前例的法律。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香港的历史和现实将具体化和合法化。

到达港澳事务办公室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侯莉和鲁平的领导下,负责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的相关事务。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邓小平在基本法草案完成后的第二天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讲话,这是你录下的。

陈佐洱:1990年2月17日上午,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起草委员会全体成员和工作人员。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经过近五年的努力,你已经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不仅对过去、现在,而且对未来都具有历史意义;谈到国际意义,不仅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部创造性的杰作。”

邓小平同志讲话开始时,副秘书长鲁平示意我把它写下来。这是邓小平同志关于香港问题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现已收入《邓小平选集》第三卷。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文件。

论香港谈判

与英国就先头部队提前抵达香港进行紧急谈判

新京报:你成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国常驻代表后参加了哪些具体谈判?

陈佐洱:中英联合联络小组(JLG)是处理“香港回归”具体安排的临时外交机构,有不同的专家组。我曾担任14个专家组的中国组长。我谈到了国防和公共安全的移交、预算的编制和政府资产的移交等问题,最后与英方达成了共识。

新京报:你认为最具挑战性的谈判是什么?

陈佐洱:最具挑战性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推进了谈判。1997年6月16日上午,我突然接到中央的电话,指示我率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国防和公安专家组,立即与英国就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提前进驻香港问题进行会谈。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紧急?

陈佐洱:最初,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应该在7月1日00: 00香港回归中国时进驻。1997年5月4日,中央领导在听取报告时发现上述计划存在严重缺陷。如果中国军队直到7月1日午夜才进入香港,将需要2到3个小时才能到达营地,这意味着在驻军到达之前,香港将处于防御真空状态。

中央领导人指示,刚刚回归祖国怀抱的香港,一刻也不能不受保护。它必须立即组成一支拥有武器装备的先头部队,在7月1日午夜前进入香港,以确保香港的防务责任从午夜开始得到有效履行。

新京报:你是怎么工作的?

陈佐洱:接到任务后,我和我的团队立即研究了这个计划。第二天早上开始了五天五夜的谈判。首先,我向英方通报了先头部队提前到达的五个方面:人数、路线、营房、时间和装备,这些方面遭到了强烈的抵抗。经过三天的谈判,从高层计划到中层计划和几个底线计划,我们仍然没有得到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新京报:协议是如何结束的?

陈佐洱:我和英国代表博伊兰走在两个代表团的最后。他用英语轻声问道:“我们能再谈一次吗?”我们走回一个小储藏室。他直截了当地问我:“中国还能做些什么来放松呢?”

经过思考,我回答说,“中国可以做出两个更重要的让步。首先,它可以放弃开车进入位于九龙市区的枪支俱乐部山军营,但香港岛的英国总部和斯坦利军营必须进入。第二,我们可以减少先头部队的数量。”我用非常真诚的语气强调:“前提是英方也必须灵活!”

气氛在21日突然改变,双方很快就部署先头部队达成协议。

新京报:交接时你的心情如何?

陈佐洱:那一刻,我找不到“眼里的泪水”和“激情澎湃”的狂喜。我只是默默地对自己说,“我这样做并没有降低我的使命!”

论“一国两制”

通过不断的探索和推广,我们获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新京报:作为证人,你在新书《我对香港和澳门的感觉》中多次阐述了你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你能谈谈这个话题吗?

陈佐洱:这本书是我多年来在实施“一国两制”的道路上的思考和学习经历。“一国两制”为实践和理论创新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重大课题。

新京报:你对过去22年“一国两制”的实践有什么看法?

陈佐洱: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一直密切关注“一国两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它不断探索和推动“一国两制”的实施,为香港适应发展和变化提供良好的管治方式。它获得了许多常规知识和有用的经验。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把“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定义为“新形势下党执政面临的全新课题”。十七大报告指出,“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新形势下党执政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中央政府对港澳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权益,维护港澳的长期繁荣稳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提出,应支持香港和澳门融入国家的整体发展,重点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合作和泛珠三角地区合作。全面推进内地与港澳互利合作,制定和完善促进内地港澳居民发展的政策措施。上述论述反映了党的执政港澳理论和实践的不断丰富和深化。

论香港青年

我对香港的一些事件感到非常难过。

新京报:几年前,你说过香港获得大众支持的关键在于赢得年轻人的支持。你认为香港现在的年轻人怎么样?

陈佐洱:自香港回归中国以来,每一次政治动乱都集中在哪个政权拥有控制权上。今年6月以来发生的事件也不例外。问题的实质不是民主是否需要,民主是少、多、慢还是快。目前,香港的首要任务是制止暴力和恢复秩序。“用苍蝇摇树不容易”!

在许多港澳事务中,我特别关注香港的青年和教育。据我所知,香港的青年人自古以来就充满抱负和活力,继承了“狮子山下”的精神。然而,近年来,香港的一些事件经常发生,年轻学生被蒙骗和引诱。我感到非常难过。这背后的教育问题“不是殖民,而是中国化”,是非常糟糕的,值得深思。

香港一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的年轻人一定会大开眼界,站在香港,拥抱祖国,放眼世界。他们应该记住他们祖先的痛苦历史和他们经历的曲折旅程。他们将变得更加成熟,并将在新的时代取得巨大的成就。

论外交认知

外交,如上甘岭战役,是为了捍卫国家利益。

新京报:最近,彭定康经常出来表达他对香港事务的看法。你怎么想呢?

陈佐洱:他现在正在不列颠群岛胡言乱语,但这只是垂死的殖民者的呼声。

新京报:一些媒体评论说,你在谈判中以“强硬但理智”著称。你怎么想呢?

陈佐洱:我经常说外交是一个不流血的战场。虽然作战方法不同于上甘岭,但也是为了维护最高国家利益。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外交是妥协的产物”。你是怎么理解的?

陈佐洱:作为外交官,一个人必须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也有必要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适当满足对方的关切。这是为了寻求国家更大和更长远的利益。谈判不能是片面的。如果单方面谈判是可能的,为什么要举行谈判?事实上,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很少不是妥协的产物。

新京报:你目前的生活状况如何?

陈佐洱:现在我退休了,我每天都看新闻。我对香港和澳门的感情是家庭事务、国家事务和世界事务不可或缺的。随着国庆节的临近,香港和澳门的朋友将来到北京。我愿意赶上他们。

新京报记者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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